朱德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，人民軍隊的締 造 者之一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。在遵義會議上，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，批判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的錯誤，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起了積極作用。在遵義會議前后，他身體力行，身先士卒，既頒布了嚴厲的軍紀，維護老百姓的利益，又深入群眾、動員群眾，忠實地踐行黨的群眾路線，做了許多群眾工作，得到廣大貧苦群眾的擁護。
慈祥護雛的“伙夫頭”
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踏上漫漫的長征之路。出發前，組織上給少數中 央 領 導人配備了擔架、馬匹和文件挑子。朱德雖已年近半百，但為了節省出幾名強壯的戰士充實作戰部隊，他只要了兩匹馬，一匹供騎乘，一匹馱行李、文件。在行軍中，他的那匹馬實際上常隨康克清留在隊伍后頭用來馱傷員。
在行軍途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槍、挑挑子。看到哪個戰士走不動了，他便上前打個招呼，扛起槍就走。有一次，他扛上戰士的槍走了一段路，便坐下來同戰士談話。后面走上來幾個戰士，見他歲數大，又不像個官，把他當成炊事員，叫他“伙夫頭”。到了一個地方宿營，這幾個戰士叫他燒碗開水喝，他馬上起身找鍋燒水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對那幾個戰士說：“他是我們的朱總司令。”大家聽了一怔，心里直打鼓，然而朱德仍然笑盈盈給大家燒水喝，很多紅軍戰士都覺得他就是一個慈祥護雛的父親。
嚴明軍紀的“紅軍之父”
朱德被人們稱為“紅軍之父”，一方面表現在對士兵真摯的愛，另一方面表現在對老百姓真摯的情。通道轉兵后，中央紅軍進入黔東南苗族、侗族地區。朱德早年在云南的軍閥中當過兵，熟知云貴川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，他指示紅軍總政治部以中革軍委政治部的名義，發布了不打苗民土豪、不殺苗民的耕牛等條令。在進入遵義城前，朱德嚴令在戰場和打土豪中一切繳獲要歸公，不準私自打埋伏、發洋財，誰若違犯，不論職務高低，都要堅決追查，嚴肅處理。在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中，他協助毛澤東、周恩來指揮中央紅軍，對部隊的紀律要求更加嚴格，更注重對老百姓的秋毫無犯。
1935年2月2日，紅軍行至四川省敘永城外營盤山時，又饑又餓，看到一片橘林，硬是沒有一個人去摘一個，大家只有“望橘止渴”。紅軍四渡赤水途經四川省古藺縣太平渡張世鯤家時，張世鯤當時只有十二三歲，在國 民 黨反動派的煽動下，他的家人全都跑出去躲藏去了。當紅軍離開后，他的家人全部回來，發現香爐里有幾個銀元和一張條子，條子上說：吃了你家兩百斤谷子，因為主人不在家，所以就把錢留下，給你放在這個香爐里。當時幾枚銀元的價值是能夠買上千斤稻谷的，張家人感激不盡。這與國 民 黨軍隊燒殺搶掠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心系藏 民的“活菩薩”
1935年8月，朱德率領左路軍到黑水、蘆花一帶，藏族同胞由于國 民 黨反動派的欺騙宣傳，都躲到山里去了，把一片成熟的青稞麥留下來不敢收割。朱德看到這一情況，要求部隊嚴格遵守紀律，并組織部隊替藏族同胞搶收青稞麥。朱德頭頂烈日，腳穿草鞋，帶頭收割麥子。他特意告訴大家，收割的麥子要放在原地塊里，不要放錯，以便藏族同胞回來認領。藏族同胞站在山上看紅軍在自家地里收割麥子，以為紅軍要把麥子拉走。當他們看到紅軍把麥子收割好后，又放在原地垛好，就打消了恐懼和疑慮，紛紛跑下山來向紅軍表示感謝。
為了等待紅二、六軍團北上，朱德和紅四方面軍堅持在康北高原上等待了整整4個月。1936年4月，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，就發動部隊機關和一些部隊幫助藏 民把地種好。他在動員會上講：“俗話說，人誤地一時，地誤人一年。現在藏 民同胞對我們不了解，暫時不能回來種地，我們能眼看著春播的大好時節從眼皮底下溜過去嗎？我們和藏胞是兄弟，是一家，我們要幫助藏胞把地種上，而且要種好，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。”朱德自己也每天拿著镢頭，在田間和大家一起干活，把許多事留到晚上處理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不久，藏 民們陸續回來，疑霧逐漸消除了，村落里重新喧騰起來。就這樣，紅軍在康北地區和藏 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。在紅軍的感召下，藏 民紛紛返家，并積極參加紅軍在藏區開展的各種革命活動。他們稱紅軍為新漢 人，稱紅軍首長是救苦救難的“活菩薩”。1935年8月，阿壩地區2000多名藏族青年加入了紅軍。在這期間，藏族同胞向紅軍捐獻了1000萬斤糧食、20多萬頭牲畜，為紅軍渡過饑餓奉獻了最大的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