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被稱為“生死攸關之轉折點”的遵義會議上，中國共產黨甩掉共產國際的“拐杖”，開始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道路，無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“成人禮”。
1935年1月，紅軍強渡烏江成功，爾后又迅捷智取遵義。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。經過醞釀，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準備。毛澤東、張聞天、王稼祥經過共同討論，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“左”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。
15日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。會議的主要議題是“檢閱在反對五次‘圍剿’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”。
博古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總結報告。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，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。接著，周恩來作了副報告。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，并主動承擔了責任。
博古近乎推卸責任的報告讓與會人員深感失望，很多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。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所作的副報告則說出了絕大多數同志的心聲，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響應。對于批評，李德、博古、凱豐等人聽得直皺眉頭，表情十分尷尬。
主、副報告作完之后便是大會發言。張聞天作“反報告”的話音剛落，毛澤東便一反常態，站起來說：“我來說幾句。”他點名批評了博古、李德，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策略：“路是要用腳走的，人是要吃飯的。”“領 導 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，而你們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。假如一個指揮員不了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，只知道根據地圖部署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，他肯定要打敗仗。”他稍稍停頓一下后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：在前四次反“圍剿”作戰中，紅軍都面臨數倍于己的敵人，卻都取得了作戰的勝利，唯獨第五次反“圍剿”落得慘敗的結果，這歸根到底是軍事策略和指揮的問題，是李德和博古忽視紅軍運動戰的優良傳統，脫離紅軍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惡果。
毛澤東的論述鞭辟入里，一下抓住了問題的實質，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。兩條涇渭分明的軍事路線激烈地撞擊著、沖擊著每一個與會同志的思想。博古被批駁得面紅耳赤，無奈地說道：“我要考慮考慮。”
素來謙遜穩重、寬厚慈祥的朱德，這次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起臨時中 央 領 導的錯誤。他大聲質問李德：“有什么本錢，就打什么仗，沒有本錢，打什么樣仗？”同時，他還嚴肅地指出：“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，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！”周恩來在發言中也支持毛澤東對“左”傾軍事錯誤的批判，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。他嚴肅地說：“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，紅軍才有希望，革命才能成功。”
凱豐會前就忙著四處活動，拉攏人心。他曾找到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，三番五次地勸他支持博古，但遭到拒絕。在會上，他狂妄地對毛澤東說：“你打仗的方法一點都不高明，你就是照著《三國演義》和《孫子兵法》打仗的。”毛澤東反駁道：“打仗之事，敵我形勢那么緊張，怎能照書本去打！我并不反對理論，它非有不可，要把馬列主義當作行動指南，決不能變成‘書本子主義’！”
李德遠遠地坐在門旁，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其他人在說什么。他一邊聽一邊不停地抽煙，神情十分沮喪。他也一度為自己軍事上的“左”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，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，還想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。但此時，他已經理不直、氣不壯了。大概他也意識到“無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自己很快就將失勢無權了，只能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。
那些來自作戰第一線的指揮員們，出于對錯誤路線危害的切膚之感，個個言辭激烈，會場出現一片要求結束李德、博古在紅軍指揮權的場面。之后，李富春、劉 少 奇、陳云等領導人也在會上發了言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，贊成王稼祥、張聞天、周恩來的正確建議，主張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，由毛澤東出來指揮。
